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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学术情境

来源:宣讲家网 编辑:张枫瑶 时间:2018-01-08

 

许结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经典,始终贯穿着主智与求真的精神,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即是学术的情境。西方人也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学术情境就是求真,这种求真不一定非得一是一、二是二,在求真的过程中,我们是活生生的生命,形成一本书的时候,也是古人活生生的生命,我们只是这种生命的链接而已。在这种生命链接中,我们的读书就是一种学术的情境,这种学术情境犹如朱熹所讲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庞朴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他说如果传统文化具有历史的意味,那么文化传统就是继往开来,这就是“活水来”。没有“活水”,死水一潭是不行的。渊源而来,绵绵不尽,这才是学术的求真之情境。带着这样的情境来读书、求习真理,那是生动活泼的人的真理、活的真理、现实之真理。

    真理如何求得呢?我们看看孔子的说法。孔子主智,孔子思想有三个字非常重要——仁、礼、智,智就是智慧,包括知识层面的智慧,也包括知识之上的智慧。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区分了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孔子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大家都讲“代沟”,我就很恼火,哪来的什么“代沟”?两千多年了,孔子跟我一点“代沟”也没有嘛!在《论语》首章《学而篇》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讲得多好,你如果痛苦,学习干什么?学习是快乐的,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过程,一生幸福;只追求终极目标,一生痛苦,因为目标永远在前方达不到。所以,享受过程的人是幸福的人,一直想达到目标的人是痛苦的人。

    人们对“学”的解释已多,而尝忽略了“习”字的重要性,东汉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习”说:“鸟数飞也。”试想,小鸟在天空自由地翱翔,是多么的欢快,如失去了这般的自由与愉悦,鸟儿即使被富贵地豢养,也只能如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画眉鸟》所咏叹的:“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学习也是如此,鸟不飞固然痛苦,人不学岂不也痛苦?我们的施教者与求学者都能视治学与求知为人生大快活的事,才能真正传递古代经典中的主智精神,而这种智慧就在古人不经意的言谈间。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这可从学术的对待关系来考察。我想有三层关系供大家思考。

    第一层关系:博与精的关系。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渊博,会困束住自己的知识;眼界不宽,会困束自己的学术范围。比如我们读《诗经》首篇《关雎》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这里涉及的知识面极广,不是简单的字面解释。这种例证很多。

    又如屈原《离骚》首四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何谓“摄提”,指古代纪年法太岁在寅的“摄提格”,这又与古天文学相关。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无隅”的境界。屈大夫为什么那么爱国?他是贵族嘛!国就跟他家一样,家国一身,他的精神就变成我们爱国的宝库。

    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可谓精益求精。从创作来看,汉代赋家张衡写《二京赋》花了十年,唐代诗人贾岛为两句诗想了三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垂),并以“僧敲月下门”一语之“敲”或“推”孰佳,流传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推敲”故事。宋人王安石有首著名小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诗的字眼是“绿”,一个颜色字极形象地点亮了整个春的世界。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此字初为“到”,以为不好,改为“过”,后又改为“入”,再改“满”,改了十几遍,最后定为“绿”。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

    光“博”有什么用呢?与博对应的是“精”。老百姓有句话叫做“手艺样样会,‘九天’无棉被”。人人都要专精一门,都要有个看家本钱。做学问、做工作有看家本钱,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这种“精”更多了。宋人王安石有首著名小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格律诗讲究字眼,这首诗的字眼是“绿”,一个颜色字极形象地点亮了整个春的世界。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此字初为“到”,以为不好,改为“过”,后又改为“入”,再改“满”,改了十几遍,最后定为“绿”。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

    关于“推敲”的故事更是典型,唐代诗人贾岛为了两句诗想了三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垂),那两句就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僧敲月下门”好,还是“僧推月下门”好?他一会儿觉得用“推”字好,一会儿觉得用“敲”字好,始终决定不下来。他白天黑夜都在想着这两句诗,甚至走路的时候,也一边走,一边做着推门和敲门的手势,仔细琢磨到底用哪一个字更好些。有一天,贾岛走在大街上,正在一推一敲地比划着,不知不觉撞着了一个迎面而来的马车。马车上下来一个人,这就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文学家韩愈。韩愈问明了原因,想了一阵,对贾岛说:“在这句诗里,用‘敲’字比用‘推’字好。”贾岛得到了韩愈的指点,心里很高兴,便决定把自己的那句诗改成“僧敲月下门”。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博与精。

    第二层关系:渐与顿的关系。渐悟和顿悟要结合。一个人只有渐悟没有顿悟,是求不得真理的,只有顿悟没有渐悟也不行。中国的学术史就是一个渐悟与顿悟的交替变迁史。孔子授学以“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这是典型的渐悟派。渐悟可以积累知识,顿悟可以开启心智。一生没有几次顿悟,你就丢去了机会。我们总讲,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的,如果在几次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没有顿悟,你睡着了、稀里糊涂过去了,那很遗憾,你的一生就会稀里糊涂地过去。

    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了个偈语给众僧修习,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有一个柴房小僧惠能认为不佳,又作了个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后来把衣钵传给了惠能,成为六祖。惠能南行传教,于是禅宗有了“南能北秀”与“南顿北渐”之说。

    这种顿悟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学术,比如宋代“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是典型。

    据《宋史·杨时传》记载:“游酢、杨时初见伊川(程颐),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这表面说得玄乎,其实有内在的合理性,因为程颐见游酢、杨时如此求知若渴,坚忍不退,所以并不指教,喻示有如此好学精神,自必有成的内在意义。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我时常讲,理科生最好的老师是实验室,那么文科生最好的老师在图书馆,商科生最好的老师在股票市场。真正的老师们只是早读了一点书而已,“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有这样的心智,何艰不克?果然,杨时回去以后传道给李延平,李延平传道给朱熹,三代而传朱熹,朱熹就变成大学者。

    第三层关系:得与失的关系。学习经典,无非是要有获得,而经典本身给我们的诸多训示,也强调人生有“得”,无论是“得利”,还是“得道”。然而,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孟子主张得利而不能忘义。在选择的时候,是得“义”再得“利”,没有人说不要“利”。任何人做事都要有一种进取心,要有利益,利益驱使是毫无疑问。但是,都得了会糟糕,韩愈在《进学解》中说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人学习和生活的弊病。不能全都想得到,“得”和“失”是得真理的一个奥妙。“得”大家都知道,但是“失”更有学问。“失”不是自然的流失,而是主观地丢失。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怕庄子夺他的相位。庄子说,猫头鹰看到死老鼠想吃,但是小凤凰哪想吃死老鼠啊,所以这个相位对于他来说只是个“死老鼠”而已。我们只要把利禄把当成“死老鼠”也就好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贪多务得是大坏事。

    老子是大智慧者,他曾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第十二章)林语堂曾英译《老子》,传播西方,他又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一隽旨名言来自老子的话,倒是可信的。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论获“利”而忘“义”,从而舍利而求义的思想也是默契的。所以,我时常跟我的学生讲,什么人能够研究一部中国文学“误读史”,这才有意思。中国文化的“误读”太精采了,一些有意“误读”是为现实服务,或者为自己的一种理想、一种想法的构建服务。

    为什么我们老讲日本学者研究东西比我们细?因为这是“他山”的东西,我们是自己的东西,太熟悉了反而“视而不见”。而往往就是这些我们太熟悉的话,对我们来说太有用处。

    由此,求知识还有三个境界值得注意。求真理,第一必须要有追求。《诗经》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以及不占有的情怀,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

    其次是回忆,要不断地反省。唐代《本事诗》记载的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或名《人面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人面桃花”实际上是一种反省,为什么反省呢?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一个人,一周一个回味,一个月一个回味,一个学期一个回味,一年一个总结。所以我跟那些领导干部讲,千万不要把年终总结交给秘书写,要享受这种回味的时刻。只有回味了过去、回顾历史,才能展望未来。《人面桃花》这首诗的背景故事是:崔护作为一举子参加科举考试,信马来到一片桃花盛开之地,因口渴求饮于一户人家,家中有一美丽女子,这使崔护难以忘怀,到第二年的同一天,他再次来此寻找旧迹,结果桃花依旧,人已不见,因作此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给我们一种对往事的回味,这是是一种学术的情境。没有这种回味,你得不到真实的东西,由此再达到第三个境界——自由之精神。

    “红叶题诗”的故事,就表现出一种对自由精神的向往。这则故事出处很多,故事的主人公记述也不同,其中《北梦琐言》记载最详细,说的是唐代举子李茵在京城时,某日游览到宫殿外,于“御沟”(皇宫的护城河)中拾得流水中一片红叶,上题有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是宫内的一名宫女写的,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生自由的追求。而中国古人又将此故事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追求、回味和自由之精神,才能达到前面所讲的三层关系——渐与顿、得与失、博与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