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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黑字里看杨绛张爱玲互评

来源:中国文化报 编辑:周筱潼 时间:2019-08-12

姚峥华

    杨绛生于1911年,2016年去世,享年105岁。张爱玲生于1920年,1995年去世,享年75岁。对比起来,杨绛比张爱玲长9岁,却多活了近30年的光景。

    同时代的两位杰出女子,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又皆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涉猎面广,聪明绝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容忽视。更为有趣的是,两人都享有“不近人情”的坊间“美誉”,时刻与尘世保持距离,洁身自好。

    把她俩放一起,不管是杨绛还是张爱玲,估计谁都不愿意。

    这里却不得不把二人相提并论,只因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辑丘彦明的《人情之美》中有这么一句话:

    (给张爱玲)寄去《干校六记》一书,她看了在信中写下:“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张爱玲对杨绛作品的评价,震动颇大。

    杨绛的《干校六记》1981年5月先在香港出版,同年7月在北京出版,记叙的是1970年7月至1972年3月她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一段生活。丘彦明与张爱玲因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于1979年至1987年之间通信达45次之多。推算起来,有可能《干校六记》在香港甫一出版,丘彦明便寄给张爱玲,张爱玲以作者的身份,本着对编辑有信必回的原则,于是有了上边一段。

    之所以震动,是2016年杨绛去世后,作为其挚友的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应《湖南日报》之约,拿出杨绛生前写予的两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写文章交代缘由(题为《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于报纸上刊登,以表怀念之情。在其中一封里,杨绛谈及张爱玲,这里摘录部分: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痘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重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

    信写于2010年1月20日。关于此信刊登所掀起的波澜,则是后话。

    此时距张爱玲写那封信给丘彦明已过去约30年。

    坊间一直对杨绛张爱玲的互评有一些描绘,但往往旋即被否认,无从查证。有记载的只是一些相关人士讲述的零星印迹。1979年钱锺书访美,回答台湾作家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20世纪90年代安迪(作家陆灏的笔名)到钱北京的寓所重问此事,钱说那不过是应酬而已,因为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

    张爱玲一直给人高冷的感觉,不愿见人,谢绝活动,正如她写给丘彦明的信里说:“我此间的地址只用作通信处,从来不找人来,亲友一概没有例外——也不能出来赴约,实在缺少时间,因为健康不好,好的时候就特别忙迫……”言辞入情入理,让人唯有同情之理解。

    杨绛更是一味深居简出,尤其晚年失女丧夫之后以一耄耋老妪之笔写下《我们仨》,令人唏嘘动容。她坚辞各种桂冠头衔,谢绝各种邀约集会,警惕各种以拜访为由实欲得私利、赚私名的举止行为,甚至为捍卫亲人的隐私名誉不惜年过期颐仍挺身而出。

    那么,张爱玲对《干校六记》的评价,杨绛知道吗?不得而知。

    从为人处世上看,杨绛和张爱玲确有相似之处,只是,双方眼里的对方却大不相同。

    我不免以“小人之心”,在这里揣测一番,做了几种假想——

    第一,通信对象。张爱玲面对的是杂志编辑,尽管她和丘彦明有着八年的稿约合作,终究关系也只是作者与编辑的“君子之交”。甚至丘彦明的同事苏伟贞,自1985年进入《联合晚报》始,至1995年张爱玲去世终,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给张爱玲写了无数信件,却只收到回信12封,并未约到一篇稿子。所以,张爱玲客气地以“真好”作答,这份评价是完全发自内心,或是囿于情面、出于自保,不好说。

    杨绛面对的是钟叔河,一位与钱锺书、杨绛一家交往长达30年的老友人,她彻底敞开心扉,不设防地思无不言,言无不尽。信中的意见完全是杨绛心底想说的。只不过,杨绛写信的时候,没想到日后信件会被公布出去。对于信件的公开,钟叔河先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认为信件是钱杨二人文品及人品的一部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应为读者及研究者所明悉。

    第二,阅读审美。在国内文坛已享盛名的张爱玲于1952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得批准,持港大证明出境,以翻译和创作为生,后移居美国,深居简出,但她对世界文学,包括大陆文坛动向了然于胸。台湾作家王祯和曾陪她于1961年10月游览台湾花莲,途中聊天,张爱玲“从丁玲说起,说到大陆小说,她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见丘彦明《人情之美》)。那是张爱玲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去到台湾。当然,20年后她再看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可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以她特立独行的性格、惜字如金的表达,故意应景或是敷衍,似乎有违她的处世原则。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凭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打响,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小说、散文相继惊艳亮相。同样活跃于文坛的杨绛对此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她于是有“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之感慨。

    第三,年龄差距。尽管她俩相差9岁,同属一个时代,但杨绛说她外甥女和张爱玲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在杨绛眼里她明显不愿与张爱玲平起平坐,甚至有意把她和自己看成两代人。

    第四,礼尚往来。钱锺书访美是1979年,他对张爱玲的“超级粉丝”水晶说:“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这话之后有可能传到了同在美国的张爱玲耳朵里。故张爱玲在看到丘彦明寄去的《干校六记》后,便还给钱锺书一个人情,在回信中夸道“真好”。张爱玲后来一直隐居,不与外界联络,直至1995年去世,病逝一周之后才被房东发现。钱锺书1992年11月18日在北京寓所与上门拜访的安迪闲聊,谈及张爱玲时并无好感,杨绛在场。不过他们的谈话有个“约法三章”——不可报道。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时,安迪还是写了文章《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尽管自嘲“如钱先生所说的日月下的爝火”,但还是透露了以上信息。

    借由第三人的口,说出的话未必当真可信,就像钱锺书在一份校样旁批注:“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

    从现存的公开的信息上看(且不管背景如何):张爱玲对杨绛《干校六记》的评价表明了她在这一部作品上对杨绛的欣赏和认同(对其他作品的评价未能见到);杨绛给钟叔河的信则表明了她对张爱玲从人到文的偏见。

    这种互相的评价是白纸黑字在信里公开了的。

    (本文节选自姚峥华著《书人陆离》,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