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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郭建斌 时间:2021-03-24

    莫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代问题。说它是历史问题,是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的思想理论,而是全人类的思想财富。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理念、方法、思维方式也必然能对世界有所启示,从而成为人类思想资源宝库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说它是当代问题,原因在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参与,不仅是一种“实践参与”,更是一种“理论参与”。只有持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接受与认同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渊源与基础

    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便具备了世界理论视野,为其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出版则让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真正从可能变为现实。可以说,一流的理论著作造就了一流的理论影响力。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于其继承者们的勤奋努力,使得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延续了其国际传播的良好势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经常就如何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并将他的思想应用于现代世界进行辩论。这些辩论不仅催生了包括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等在内的众多理论流派,还产生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等大量理论思潮。于是,马克思与尼采、弗洛伊德并列成为19世纪德国的三大思想家,并与涂尔干、韦伯一起被誉为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一大批西方思想家走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其国际传播进程从未停歇,从而在历史维度上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渊源与基础。

    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理论底气

    从理论底气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原创性的新认识。其一,新在“预见”,提出“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这一预见建立于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与创新之上,阐释了世界人民克服全球性风险挑战的路径与关键。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风险因素,如冷战思维、霸权主义等,同时还面临着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各种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网络空间安全风险不断出现、各类传染性疾病存在巨大传播风险、生态危机加剧等问题。对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各国人民只有充分发挥自身对于前途命运的主体能动性,共同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来,才能化危为机,不断克服各类全球性的风险挑战,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共赢共享。其二,新在“探索”,提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之路是“和平发展道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主张世界各国人民应携手合作,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观点,其创新之处在于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探索新时代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道路,这条路离不开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与较为稳定的世界格局。二是探索维护世界和平、持续发展、合作协商、多方共赢的道路,这条路必须长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以此为基石,与国际社会建立友好关系,一道构建彼此尊重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三是探索维护正确义利观,参与构建全球新安全观的道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创造美好的发展前景,要在文化交往中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和做法,创造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其三,新在“论断”,提出人类社会具有文明多样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论断,并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第一,在人类社会面临的多元化挑战面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化解这些挑战带来的风险,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重新进入自我封闭的状态。第二,只有在彼此尊重、积极协商的基础上,才能用对话方式化解各种文明冲突和风险,弥合分歧与论争,解决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风险挑战。第三,人类社会要共同努力,积极促进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前进。第四,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主张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积极拓展全球性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更多利益交汇点,促成国与国之间的统筹协作。

    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国际转向

    从实践策略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传播视域”“传播方法”“传播话语”的“国际转向”,并以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影响力提升其理论影响力。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里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在长期的理论演进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有新概念、新理论、新表述出现,其在对外传播领域的发展也不例外。在“传播视域”的“国际转向”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针对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案,尤其是针对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问题。传播视域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不仅是一种理论提升,也是一种实践提升。在“传播方法”的“国际转向”中,由于“传播受众”的复杂性增强,为了针对不同偏好的受众设计不同特点的传播策略,可以将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方法运用于全球受众实证调查之中,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云传播”平台分众化地开展传播工作。在“传播话语”的“国际转向”中,中国理论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话语体系的工作已经起步,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原中央编译局从“术语”入手,发布多期“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术语体系”的构建进程。从理论传播的世界历史来看,一种理论的影响力不但取决于其本身的内涵与价值,而且与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影响力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全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理论,除了理论本身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在其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功不可没。因此,必须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实践推动其国际传播,从而获得更多受众的理解与认可。尤其需注意的是,应积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从广义上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国实际”。“中国实际”不是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中国国内实际”,而是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也纳入其中。由此,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亟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总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探索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唯有厘清渊源、增强底气、优化策略,才能不断提升传播效果,实现传播目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史研究(1978—2015)”(16CKS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